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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讯】防治环境不能承受之重

发布时间:2020-10-17 00:46:05 阅读: 来源:高速卷帘门厂家

防治环境不能承受之“重”

3日晚,广西柳州市市长郑俊康对媒体表示,严重影响沿江居民和下游柳州市370万人饮水安全的广西河池市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,目前污染团镉浓度峰值超标量已由上月15日发现时的80倍降至19.5倍。  近年来,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,镉、铅、砷、汞等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。“重金属具有特殊性,不易降解,其污染不同于有机物,累积性、隐蔽性强,一旦爆发,治理困难。因此,从源头上防治,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尤为重要。”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成杰民4日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。同时,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环保厅了解到,《山东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已于近日出台,这标志着山东省重金属污染防控体系建设提速。  重金属污染之殇  据悉,重金属污染指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,主要由采矿、废气排放、污水灌溉和使用重金属制品等人为因素所致。“重金属污染主要指镉、铅、砷、汞等污染,其最大危害是致癌、致疾、致突变。”正略钧策管理咨询环保方面顾问陈曦4日向导报记者介绍道。  2010年,泰安市宁阳县罡城镇辛安店吴家林村,多名儿童因暴躁易怒、哭声不断、咬人等反常症状,被查出铅中毒。村民因此联名上书有关部门,状告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。该公司生产铅酸蓄电池用极板及蓄电池,其厂房与该村相隔不足200米。不仅在山东,类似“血铅超标 ” 事件也曾在陕西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苏等多省发生过。  “此次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,排污量大,当地喀斯特地貌给污染源排查带来很大困难,因而事件较为典型。”陈曦说。但就镉污染而言,这并不是个例。2005年广东北江韶关段发生镉严重超标事件,2006年湘江湖南株洲段发生镉污染事故,2009年湖南省浏阳市发生镉污染事件……  “对重金属污染,政府、科研、民众层面都有了足够的认识,我国第一个‘十二五’国家级别专项规划——《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”十二五“规划》,就是针对重金属污染的。”成杰民说。  导报记者注意到,该《规划》明确了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目标,即到2015年,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、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;进一步优化重金属相关产业结构,基本遏制住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高发态势;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15%,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,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。  山东治污进行时  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环保厅了解到,针对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的现状,全省环保系统自2010年11月起已连续开展了省、市、县三级涉铅等重金属污染专项整治活动。去年4月又进行了督察,对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92家铅蓄电池企业停产整顿,对18家土小炼铅企业予以关闭取缔,初步遏制了涉铅等重金属污染的高发态势。  据统计,山东省重金属污染企业涉及24个行业、114个县(市、区),涉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重金属企业536家。从专项整治情况来看,山东省重金属污染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:一些重金属排放企业环保法律意识淡薄,管理混乱,超标排污、违法建设等环境违法问题比较突出;当前铅蓄电池行业准入门槛低,规模小、工艺落后的企业有遍地开花的趋势。经排查,全省现有铅蓄电池企业134家,其中近90%属生产工艺落后的中小型企业,治污能力差,存在很大的环境安全隐患;少数地方政府重经济、轻环保,加之铅蓄电池行业拥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光环,忽视了其涉铅重污染行业的事实,盲目引进疏于监管;市、县级环保部门涉铅等重金属污染物预警监测、执法监管能力薄弱。  在《山东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中,山东省提出: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,将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上收省环保厅;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,对重点防控企业每两年进行一次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,全部重金属排放企业在2012年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;加快重金属预警监测能力建设,“十二五”期间,省、市级环保部门具备对重金属剧毒物质的全监测能力,县级环保部门和风险源单位具备对风险源特征污染物的监测能力;对所有重金属废水排放企业安装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控装置,实现实时监控。  可借鉴国外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“此次龙江镉污染无疑暴露出当地环保监管漏洞。”国内NGO 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4日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说。  “污染违法成本低是导致重金属污染频发的原因。因此,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加强对重金属污染的控制。”陈曦说。马军表示,防治重金属污染企业排污可以借鉴国外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,建立我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。马军表示,在美国,有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(TRI);在欧洲,有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(PRTR),这些都是在国际上普遍采用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,“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,也在政府、企业和公众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风险沟通的公共平台。信息公开后,污染企业迫于公众舆论压力会选择主动整改,这有利于公众对排污企业的监督。”马军还表示,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,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外资项目的审批,严防成本低廉、污染严重的项目流入我国,“警惕我国沦为世界的垃圾场。”马军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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