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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屠杀幸存者77年了对日本人还是又恨又怕袍网

发布时间:2019-11-22 17:47:38 阅读: 来源:高速卷帘门厂家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:77年了 对日本人还是又恨又怕

原标题:国家公祭日:妈妈没等到我等到了

有机会把过去遭受的苦难讲出来,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而言,国家公祭日的设立,是她情绪的一个出口。新京报记者卢美慧摄

为南京大屠杀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,跟我们这些家属的自发行为有区别,这伤痛不是一两家人的,而是几十万人的,是整个国家的,该有一个仪式去纪念这一切。好让后来的人铭记那段历史,这是我们自家的历史,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好好纪念和尊重,其他国家的人就更不会。

——193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

艾义英

86岁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

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,应日本“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邀请会”邀请,艾义英于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、名古屋、东京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。

南京大屠杀期间,艾义英的父亲、两个叔叔、一个堂哥被日军杀害。其间生产的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弟3人继续逃命,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。

对日本人“又恨又怕”了77年,艾义英对自己有机会去日本讲述历史真相,相比于日本民间团体所释放出的善意,艾义英对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更为期待,“自家的历史是时候好好纪念一下了。”

赴日

77年了,还是“又恨又怕”

新京报:第一次去日本?

艾义英:嗯,第一次出国,第一次去日本。

新京报:知道要去日本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?

艾义英:可能你们年轻人会觉得,一个都没出过国门的老太太,被邀请去日本,也不用花钱什么的,多好。但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通知我要去日本,我的第一反应是“为什么要去那,不去不行吗”,完全是本能的,抗拒。

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,我的爸爸、好几位亲人死在日本人(军国主义)的刺刀下,妈妈告诉我见到日本人就要躲,要藏起来,都是这些记忆。

新京报:时间过去那么久,过去的感觉还在?

艾义英:又恨又怕,那种恐惧的感觉还是一样的。在日本下飞机,过来接我们的日本人都很友好,又鞠躬又握手的,有个日本人拖着行李就往前走,我拦住他,说不行。其实对方是想帮忙,但我本能的反应是“日本人又要抢东西”了。

到了日本第三天,我儿子说去买块肥皂。我在宾馆等他,结果怎么也不回来,我心里很慌张,心想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,他回来后我闹了他几句,儿子说他出去不到一个小时,但我就觉得时间长得不得了。

新京报:除了担心身边的人,你自己呢?

艾义英:在大阪参加完集会,白天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那年的经历,那天夜里我就做噩梦了,梦见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,整条胳膊都是血,后来就哭醒了,醒过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汗,缓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,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

作证

听我讲的多些年轻人就好了

新京报:参加证言集会时也会有以上的情绪吗?

艾义英:第一场还是有些紧张。后来慢慢就好了,我没读过什么书,坐在那里也没稿子,完全凭记忆讲。讲的多了就不紧张了,我们是受害者啊,应该理直气壮,是你们日本人(军国主义)侵略我们,你们官方否认历史,那我就把我经历的事实都说出来。

新京报: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证人集会的规模怎样?

艾义英:每场大约有百十来人,东京是最后一站,有150人,还有一些西方面孔在听。来参加集会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人,年轻人很少,这个我有点遗憾。

新京报:为什么觉得遗憾?

艾义英:大屠杀的事情,应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。年轻人才是国家的未来,这一点对中国、对日本都是一样的。可能这也是他们(篡)改教科书的原因。我的曾孙8岁了,我家的第四代人,我经常会跟他讲过去的事。

后来身边人告诉我,参加集会的包括活动的组织者,有好几位是老师,大学、小学的都有,这样就很好。我希望那些老师把我讲的教给日本的下一代。

新京报:你希望这些讲述能带来什么?

艾义英:我们这些人(幸存者)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在南京出发之前,南京电视台给我们发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针,工作人员说,当时日本战败之后,投降的士兵很喜欢南京这种紫色的小花,把它们的种子带回了日本。据说现在日本国内到处都有南京的这种小野花。

同行的人说,紫金花象征和平,我一个老太太不懂大道理。但也许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,和平是多么宝贵。

新京报:和平要有前提。

艾义英: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认历史,那么多残忍的杀害,几十万几百万的性命,我们这些亲历者还活着,怎么能说否认就否认?

记忆

爸爸说“很快会回来”

新京报: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?

艾义英:嗯,怎么也抹不掉。我86岁了,有时他们问我过去的事,其他年份的会模糊,有些干脆忘了,但1937年的一切,现在都在脑袋里。

新京报:说说那年你经历的事情。

艾义英: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极了。村里都在传日本人要来。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杀了两个人就跑回家报信儿,第二天天没亮,爸爸就带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难。后来爸爸和叔叔还是被抓走了,我那时候还喊“爸爸,你带我们出来,就不带我们回去了吗?”记得当时他说,“爸爸很快会回来的,照顾好弟弟”。这是他最后的话。

姑奶奶带我们在山上躲了一夜,再见到爸爸时,他身上都是血、刺刀孔,我的两个叔叔还有我堂哥,身子都硬掉了。

新京报:剩下孤儿寡母。

艾义英:妈妈和几个婶子带着我们逃命,逃的过程中,当时12岁的堂姐还被日本兵糟蹋了,就是一群魔鬼。

大家都躲在山上,不敢回村。那时我妈怀着孕,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个妹妹。可妹妹生下来根本养不了,我们自己都难得有东西吃,当时妈妈哭着说“对不起啊对不起啊”,把妹妹丢在山上了。

那时候最怕下雨,妈妈就举着一把破伞,搂着我们姐弟三个,哆哆嗦嗦等天亮。

新京报:什么时候觉得没那么紧张了?

艾义英: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,很多村民陆续回村,好像当时日本兵说是不杀人了。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,妈妈就去求族里的长辈,长辈们给了几块草席,后来找人在山上挖了坑,才把爸爸安葬。

之后妈妈就带着我们种田,没劳动力,妈妈就说种多少吃多少,都是她一个人在撑,那时候她才29岁。

新京报:她对苦难的感受会更深刻。

艾义英:妈妈77岁过世的,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没改嫁,她生病时反复跟我和弟弟妹妹说,“一定要找副棺材殓起你爸的尸骨,把我们葬在一起。”

公祭

纪念一个国家的伤痛

新京报:有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之后,每年都会去那里吗?

艾义英:我是2011年听人说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征集幸存者,就自己坐车到了纪念馆,想问问具体情况,没想到在纪念馆的哭墙上,第六个就是我爸爸的名字(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)。

之后每年清明还有12月13号,我都会买一些鲜花,去那里祭奠,我的家人在那里,无数人的家人也在那里,不光是一面写满名字的墙,也是我们过去经历的(历史)。

新京报:国家层面的纪念意味着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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